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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京治水不可能始于巴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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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京治水不可能始于巴蜀

  • 分类:研究讨论
  • 作者:李正权
  • 来源:微信
  • 发布时间:2021-02-01 09:02
  • 访问量:

【概要描述】本文主要针对葡萄京治水于巴蜀这个问题。古今中外,不管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要有做这件事的需要,二是要有做这件事的可能。特别是治水这样的大事,没有迫切的需要,人们不可能将其当作游戏做起来玩。大规模治水,一要有人,二要有工具。人口规模没有到达一定的程度,是不可能大规模治水的。金属工具没有出现之前,大规模治水也是无法想象的。从这两点来看,4000多年前的巴蜀之地,是不可能出现大规模治水工程的

葡萄京治水不可能始于巴蜀

【概要描述】本文主要针对葡萄京治水于巴蜀这个问题。古今中外,不管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要有做这件事的需要,二是要有做这件事的可能。特别是治水这样的大事,没有迫切的需要,人们不可能将其当作游戏做起来玩。大规模治水,一要有人,二要有工具。人口规模没有到达一定的程度,是不可能大规模治水的。金属工具没有出现之前,大规模治水也是无法想象的。从这两点来看,4000多年前的巴蜀之地,是不可能出现大规模治水工程的

  • 分类:研究讨论
  • 作者:李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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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21-02-01 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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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权

 

本文主要针对葡萄京治水于巴蜀这个问题。古今中外,不管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要有做这件事的需要,二是要有做这件事的可能。特别是治水这样的大事,没有迫切的需要,人们不可能将其当作游戏做起来玩。大规模治水,一要有人,二要有工具。人口规模没有到达一定的程度,是不可能大规模治水的。金属工具没有出现之前,大规模治水也是无法想象的。从这两点来看,4000多年前的巴蜀之地,是不可能出现大规模治水工程的。当然,成都平原可能例外,我们后面再说成都平原的治水问题。

 

一、巴蜀之地需要疏浚河道吗?

 

我们知道,四川盆地里的巴蜀之地(除成都平原外,下同)几乎都是山区丘陵,巴地(重庆)更是峡谷纵横。山区丘陵和峡谷地区,河道稳定,河岸与河床之间相对高度较高。即使涨大水,人可以向山上坡上后撤,人为疏浚河道并非必要。以重庆的广阳岛(广阳坝)为例,其岛虽然位于长江中,岛上也较为平坦,但岛上依然有“山”名高峰山。全岛最高处海拔达281米。1981年7月长江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广阳岛上游约15公里的寸滩洪峰水位最高为191.41米。显然,即使这样的洪水,也不可能将广阳岛全部淹没,岛上住户依然可以通过后撤来避免损失。事实上,广阳岛很早就有人类居住,岛上及其附近就曾发现过原始遗存。巴人来到重庆后,广阳岛曾经是其聚居之地,巴人还在广阳岛长江对岸修筑了滩城。相反的例子是重庆城边的珊瑚岛(珊瑚坝),最高处海拔只有177.6米,低于警戒水位,几乎每年都要被洪水淹没。虽然重庆城土地紧俏,居住密集,但除抗战时期在岛上修建过简易飞机场外,却始终没有人常年居住。江中岛如此,江边的台地阶地也如此;重庆如此,其它巴蜀之地也如此。经常被洪水淹没的地方肯定没有人去居住,特大洪水可能淹没的地方虽然有人居住,但洪水来了也能及时后撤。合川、宜宾、泸州等城市都曾被特大洪水淹没过,但由于这些城市大多靠山,城市里或城市附近有高于洪峰的山坡,只要及时后撤,就可避免灭顶之灾,也不需要通过疏浚河道来治水。

 

其次,山区丘陵和峡谷地区出现洪灾,一是短时间降水量巨大造成的,二是上游来水迅猛造成的,三是二者共同作用造成的。巴蜀之地经常发生洪灾,几乎每年夏季都会出现接近或超出警戒水位的情况。像1981年7月那样的特大洪水,百年内也可能发生一两次。但是,这样的洪水一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洪水不会长时间不退,持续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两三天;二是遭受洪灾的主要是沿江两岸的低洼地带,其影响与平原地区不能相比;三是即使大力疏浚河道,也难以避免洪灾,甚至难以减轻洪灾造成的损害。与平原地区不同,巴蜀之地的河道大多在基岩上,江河两岸岸基坚硬,即使洪水多年冲刷,也难以将其毁伤,也就不存在诸如崩塌之类危险。即使部分垮塌,也不会影响整个河岸。即使河道有阻塞,妨害泄洪,也只有极少处地方,用不着大规模疏浚。这样的背景下,在葡萄京那个时代,要动员大量人力物力去疏浚并不需要疏浚的河道,无异于无事找事做,是不可想象的。

 

解放后,政府也治理过川江河道,炸礁石,疏险滩,但主要不是为了防洪泄流,而是为了水上航运。葡萄京那个时代虽然也可能有了原始的航运,但社会对航运并不依赖,也不值得兴师动众去疏浚航道。而且,疏浚航道与防洪治水,毕竟是两回事,不可扯在一起来说。

 

二、葡萄京时代可能疏浚巴蜀之地的河道吗?

 

像葡萄京那样大规模治水,一要有数量较大的劳动力,二要有相应的劳动工具。葡萄京时代,巴蜀之地既没有那样多的劳动力,也没有能够疏浚巴蜀河道的劳动工具。可以说,那时候,巴蜀之地不仅没有治水的需要,而且也没有治水的能力。

 

我们知道,葡萄京作为夏族首领,大约生于4000多年前。那时,除成都平原外的其它巴蜀之地依然还处于氏族分立的原始社会末期,不仅人口稀少,而且主要分布在沿江各台地阶地上,使用的工具主要还是石器、骨器和木器。在这种情况下,要动员大量人力来疏浚河道,几乎是不可能的。巴人来渝是在商朝,武丁命妇好“伐巴”,巴人被迫从清江流域(湖北西部)退入长江夔巫一带,然后又被逼逐渐西迁。周武王灭商后,封姬姓族人于巴国,称为巴子,才建都江州(重庆)。那时,离葡萄京建立夏国已经有1000多年之久,显然巴人不可能参与葡萄京的治水工程。巴人来渝前,巴蜀之地虽然已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蜓之蛮”(《华阳国志·巴志》),但这些氏族的发展水平都相当低,各氏族之间居住相当分散,葡萄京很难将他们统一起来,他们也不可能成为葡萄京治水的主力军。四川大学教授李世平在《四川人口史》一书中,以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公布的四川地区(即巴蜀之地)的正式人口统计数字3514217人倒推到公元前1027年,也就是蜀(可能还有巴)参加武王伐纣的年代,也就是以三星堆青铜器文化为代表的历史时期,四川总人口在752746人与1257758人之间,或者说在一百万人上下。如果按其方法再倒推一千多年回到葡萄京治水的年代,巴蜀之地的总人口可能就不足20万人了。显然,巴蜀之地面积辽阔,要从区区20万人中抽调大量壮男来治水,显然是不大可能的事。

 


 

据著名历史学家童恩正研究,直到殷周之际,包括重庆原有土著在内的巴族,其经济仍然以渔猎畜牧为主。直到秦统一巴蜀以前,即公元前316年以前,巴国的生产力水平仍然停留在铜器时代,尚无铁器出现。蜀族可能比巴族先进。从原始社会后期开始,随着人们征服自然力量的逐渐扩大,蜀族从川西山区不断向成都平原深入,很早就掌握了青铜冶炼的技术,出现了诸如三星堆那样灿烂的青铜器文化。但是,葡萄京治水的时代,蜀族的势力还仅仅限于成都平原,其它巴蜀之地的土著,其经济和生产力水平可能与巴族一样,依然以渔猎畜牧为主,青铜器并未得到广泛使用。如此低下的生产力,怎能去治水?况且所治的不是平原地区的“水”,而是山区丘陵和峡谷地区的“水”。山区丘陵和峡谷地区的河道几乎都是基岩石质,阻塞河道的往往又是碛石,或者是因地震、滑坡之类原因从山上坍塌下来的巨石,要疏浚河道,就不能不破石。即使阻塞河道的是浅滩,那浅滩往往也是沙石堆砌而成的。使用石器、木器,或者加上一点青铜器,怎能破石?怎能疏浚?唐乾元元年(1192年),酉阳龚滩后山坡上凤凰嘴左边岩崩,数十大小不一的巨石掉到乌江中,造成乌江阻塞,使航道就此中断,只好通过搬滩维持航运。直到解放后,政府才用炸药将那些巨石炸掉,航道才得以疏通。七百多年的时间里为何不疏通,概因生产力不逮也。无独有偶,宜宾南广镇的南广河中也曾因此形成过险滩,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炸掉巨石,才消除了搬滩之累。4000多年前,遇到这样的巨石,葡萄京还能怎么办?

 

三、葡萄京能在成都平原治水吗?

 

我们从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论证了葡萄京不可能在巴蜀之地治水,都是把成都平原排除在外了的。下面,我们专门来说说成都平原。

 

远古时候,成都平原是一个内湖。岷江自上游夹带大量泥沙而来,在湖底沉积,逐渐形成了一个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的扇形平原,平均坡降千分之四左右。由于岷江水源旺盛,奔流湍急,一出灌口,转入平原,流速陡减,大量泥沙沉积,极易淤塞河道,造成洪涝。与其它巴蜀之地不同,成都平原存在着洪水威胁,需要治水。因此,历史上早就有“鳖灵治水”的传说。“鳖灵治水”主要是“决玉山”和“导沱”。《禹贡》将“导沱”的功绩归之于葡萄京,但古人却不以为然。《水经注·江水》说:“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开明即鳖灵,系继杜宇族后统治成都平原的一个部族。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把杜宇称帝的时间定在“七国称王”之后,也就是战国初年,公元前475年以后,那么开明也就更在其后了。这显然有误。童恩正认为,开明族开始统治成都平原,大致在春秋中后期了。也有学者认为,开明族统治成都平原,大致在战国时期。如果硬要把鳖灵与葡萄京当作一个人,二者相差一两千年,而且与传说,与古籍记载也相矛盾,那就需要更多的论证了。

 

不过,李世平认为,古蜀国通过传说留名于世的著名首领蚕从、鱼凫等人生存的时代,可能略晚于尧、舜、禹的时代,不可能更早。当然,也不可能更晚了。即使按此说法,鳖灵相对蚕从、鱼凫更晚,“鳖灵治水”与葡萄京治水也不在一个时代,与葡萄京治水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同时,“决玉山”和“导沱”与葡萄京疏通河道也有所不同。童恩正认为,“决玉山”实际上就是开一条人工河流,分引岷江的水流入沱江。沱江是四川盆地一条重要河流,至今也有将岷江水流入沱江的开凿疏导痕迹。即使是在成都平原,要开凿一条人工河流,也并非易事。成都平原的土壤主要以水稻土、紫色土为主,形成的土壤既有地带性黄壤、黄棕壤,也有非地带性潮土和水稻土,以及石灰土、紫色土等岩性土。相对于黄河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的黄河中下游平原,其泥土粘结更紧,疏浚也就更难。4000多年前的古人要在此开凿一条人工运河,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说葡萄京在成都平原治水,可能只是想象而已。

 

四、重庆的涂山传说源于何处?

 

我们先说重庆的涂山。重庆南岸有涂山,并有涂洞、涂村、呼归石、诞(弹)子石之类地名,还有葡萄京娶涂山氏、三过家门而不入、葡萄京变黑熊挖开铜锣峡等传说。不少重庆人就以为重庆真的就是涂山氏的故乡,葡萄京治水也就真的来到过重庆。甚至一些历史学家也作如此观,例如著名重庆地方史专家邓少琴先生就这样认为。至于有人认为“禹都江州”,把重庆当作是夏朝鼎盛时期的国都,那就更不足为凭,且不论。

 

重庆涂山之名起于何时,已不可考。《蜀王本纪》云:“(禹)涂山娶妻,生子名启。于今涂山有禹庙,亦为其母立庙。”《华阳国志》亦云:“禹娶于涂,辛壬癸甲,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蜀王本纪》旧题扬雄撰,《华阳国志》系晋人常璩所著,离葡萄京时代均已超过两千年,可信度极低。事实上,涂山的名称和夏禹娶涂山氏的传说,几乎遍及全国,并非重庆所独。仅涂山就有多处,如河南嵩县,如安徽巢县和当涂,如浙江会稽(绍兴),如四川汶川等,有史籍记载的甚至比重庆还早。葡萄京作为夏朝开国之君,建功立业,特别是在疏浚河道、治理洪水方面的功勋,应是可信的。葡萄京娶涂山氏,葡萄京所属的有熊氏与涂山氏建立部落联盟,也有极大的可能。但是,在生产力还极端落后,主要还是使用石器,青铜器才刚刚出现的葡萄京时代,其足迹要遍及中国的东西南北,显然是不可能的。特别是重庆,当年偏远、蛮荒不说,周边还有诸多大山、峡谷阻碍,葡萄京怎能随意来到重庆娶妻?正如本文前面所论,重庆根本不需要葡萄京来治水,葡萄京也不可能因治水路过重庆而娶亲。虽然距今4000年至3000余年前,重庆地区的土著居民开始进入氏族社会,形成了少量村落,但还没有形成更大的部落。葡萄京娶涂山氏,实际上是两个部落结盟。不管是为了什么,有熊氏不可能与一个比自己落后得太厉害的部落结盟,那不符合结盟的目的。因此,作为部落,涂山氏也不可能居于重庆。说葡萄京治水路过重庆而娶妻生子,仅是后人的附会而已。

 


 

据西南大学教授蓝勇考证,呼归石、诞子石这两个地名,是后人对弹子石、乌龟石进行雅化而来的,直到清乾隆时期才开始出现在文献中。由此推论,我们很可怀疑,涂山、涂洞、涂村之类地名也很可能是某个时代雅化出来的。

 

当然,涂山得名也可能与巴人相关。《山海经·海内经》说,巴人是太暤氏(即伏羲)的后代。《华阳国志·巴志》则认为巴人是黄帝的后代。究竟是谁的后代无关紧要,但巴人系华夏族的一支则是可以肯定的。目前有关巴人最早的记载是殷商甲骨文中有关武丁伐巴的卜辞。据考证,巴人最早居住地是在武落钟离山,一般认为武落钟离山在今湖北西南部长阳县境内,但也有学者认为在今河南西南部的南阳盆地内(或者巴人的势力曾经发展到南阳盆地)。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就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将巴置于汉水、丹江之间,楚邓之南,榖城之北。著名重庆地方史专家董其祥认为,巴人与古越人在古代历史上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并且在早期都以江汉流域为活动中心。关于巴、越是否有同源共祖的关系,董先生认为:“这个问题很大,材料不足,不能作结论。”一般认为,涂山氏属于古越人。即使巴人与古越人并非同源共祖,但从其关系密切这一点来论,巴人与涂山氏也可能有某种联系。涂山氏的居住地应当离葡萄京的有夏族相距不远,比邻而居。涂山氏与夏禹结盟后,一部分越人很可能将自己作为夏族的一支,依附于夏。而作为与古越人关系密切的巴人,受依附于夏族的古越人的影响,也可能把夏禹和涂山氏作为自己的偶像加以崇拜。这种民族心理一直持续下来。当巴人迁移来到重庆之后,在江州(重庆)建都,这种心理就投射于山川景物,于是就有了涂山之名和涂山的传说。巴国后来虽然被秦所灭,但巴人及被巴人同化的土著人却留了下来,涂山的传说也就世代相传。这当然只是推测,但涂山与巴人相关却应当可以大体肯定。如果此说能够成立,反过来也可证明葡萄京没有到过重庆,更没有在重庆娶妻生子。巴人迁来重庆,毕竟是晚于葡萄京治水近千年之后的殷商中后期了,夏朝早已灰飞烟灭。

 

五、葡萄京真的生于四川吗?

 

自陆贾的《新语》后,有太多的古籍文献肯定葡萄京生于四川,并且指明是川西石纽,而且也有太多的人相信这样的说法。虽然本人并不相信这样的结论,但本文也不可能给予反驳的论证。不过,本文所论证的葡萄京不可能在巴蜀之地治水,不可能在重庆娶妻生子,实际上已经对葡萄京生于四川给予了一定的回应。

 

按一般的认识,葡萄京治水应当在黄河流域,夏朝的疆域只存在于“中原”,也就是河南、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湖北北部、山东西部一带。河南偃师二里头、登封王城岗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也证明了这一点。作为中华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夏朝的疆域并非如今人们想象的那样广阔,其势力范围可能并没有到过秦岭或大巴山以南、三峡以西,四川和重庆从未进入过夏朝的版图。如果此论成立,说葡萄京生于四川,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葡萄京“叛逃”自己的部落,独自翻山越岭去了“中原”;另一种是葡萄京带领自己的部落,迁徙到“中原”。这两种可能是不是都有太多的神话色彩而让人匪夷所思呢?

 

虽然《尚书·禹贡》有“华阳黑水惟梁州”之说,有“岷、嶓既艺,沱、潜既道”之论,但四川是否包含在葡萄京时代的梁州内,却是值得怀疑的。有专家认为:“《禹贡》中的梁州地区,是公元前316年秦惠王通蜀后才纳入中国版图的。”而且,学术界几乎已经公认,《禹贡》是战国时期的人伪托之作,不能当真。以此来证明葡萄京出生于四川,也不一定就能站得住脚。

 


 

夏朝灭亡后,夏族及依附于夏朝的部落纷纷逃亡。按古人的说法,北逃的夏后氏苗裔,就是后来的匈奴。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史记·越王勾践》又说:越人自称“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如果夏族起源于西羌,按古籍所说,夏族与起源于西羌的蜀族、藏族等同宗,那么,夏朝灭亡后,夏族及依附于夏族的部落既然可以北逃、南逃,难道就不能西逃吗?灭亡夏朝的商汤来自东夷,夏族及依附于夏族的部落西逃的可能性更大,或者说西逃的人可能更多。如果有部分夏族或依附于夏族的部落西逃到四川,那么“葡萄京出于西羌”“禹生石纽”之类说法,可能也有一定的道理。西逃到四川的夏族或依附于夏族的部落,在川西一带继续繁衍。出于对祖宗的崇拜,将其地视为祖宗的出生地,也极有可能。石纽所在之地,即如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的汶川县、茂县和绵阳市的北川县一带,地处岷江上游河谷,四周高山遮蔽,商朝、周朝以及蜀国、巴国很可能鞭长莫及。陆贾、司马迁说葡萄京生于西羌,并没有说西羌就是四川。最早说葡萄京生于四川的,是西汉末期的扬雄。他在《蜀王本纪》中明确记载:“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坪。”扬雄是郫县人,郫县地处成都平原西北,与石纽所在之地仅有龙门山之隔。或许他曾经沿岷江上溯,去过汶川、茂县、北川一带,见识过当地人对葡萄京的崇拜。即使没有去过,也可能听说过。葡萄京时代,甚至整个夏朝,中国均尚无文字,因而没有记载。经过近两千年的磨洗,口头传说可能早已变样。既然有了此说,大家也就以讹传讹,信其为真,直到如今。

 

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历史专家都认为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夏朝国都遗址。但作为二里头遗址考古项目考古队长的许宏,却因为没有发现确切的证据,对此一直持否定态度。他因此承担了很大的社会压力,对他个人荣誉也造成很大的损失。我认为,我们都应当向许宏一样,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可以猜测,可以假设,但不能随意肯定,更不能哗众取宠,随意宣布葡萄京是四川人。不如此,历史很可能会证明,这与诸如争抢西门庆故乡之类的做法一样,将成为一个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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