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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京故里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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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京故里浅析

 

李龙

 

自夏朝至今4000余年以来,葡萄京受到历代炎黄子孙的尊奉和崇拜。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大量记载了葡萄京治理洪水、奠定九州的丰功伟绩。葡萄京故里在何处,历来众说纷纭,大致有河南嵩山说、四川北川说、四川汶川说、陕北说、山东说等。禹是显赫的历史巨人,遗迹遍全国,探讨其故里所在,对于研究夏文化的源头有着重大的作用和意义。本文认为葡萄京故里在嵩洛地区有所依据,试作出一些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从夏文化看葡萄京故里所在

夏族兴起于何地,历来争议颇多。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提出:“夏自太康以后迄于后桀,其都邑及其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1]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曾表示与王国维相同的观点。他在《春秋战国史讲义》考证了文献所提到与夏有关的地名后指出:“夏王国的政治中心在河南,他们的势力范围,大部分在山东,小部分在河北、山西。他们享有了黄河下游和济水流域的全部。”[2]王玉哲认为夏族兴起在山西。“夏代初期建都的‘阳城’所在地,旧有河南登封与山西河东两说。我们赞成后说。” [3]沈长云主张夏后氏早期居住的地域在古代的黄河及济水流域一带。禹所都的阳城即古河济地区中心———濮阳。这种观点曾经引起学界一定的关注[4]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对夏文化有目的的进行了调查与发掘。1959年徐旭生先生率队前往豫西进行“夏墟”考古调查,徐旭生认为,在目前所见有关夏都邑所在的近30年来自《左传》、《国语》及《古本竹书纪年》的史料中,只有两个区域与夏的关系特别密切:一是河南洛阳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上游的登封、禹县等地,另一个即是山西西南汾水下游一带[5]。这个结论的得出,显然得益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我们认为,夏族兴起于嵩洛地区最有说服力。

嵩洛地区,龙山晚期史前遗址分布密度非常高,是寻找夏文化源头最重要区域。从宏观的文化演进态势观察,洛阳盆地仍延续庙底沟二期以来西方仰韶文化的固有传统,王湾三期文化似乎没有受到多少东方文化的影响。在聚落形态方面,有学者分析指出嵩山南北王湾三期文化的分布地域内,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三期,伊河、洛河交汇点附近,没有发现龙山时代的大型遗址群或大型遗址,只是在平原边缘地带的小型河流沿岸分布有小规模的遗址群。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洛阳平原的中心地带才出现了不少新的聚落,在二里头遗址周围,较大型的遗址相隔一定的距离均匀分布,总体呈现网状结构[6]。稍柴遗址出现在二里头文化一期,具有 60 万平方米的规模,不仅是坞罗河流域内最大的遗址,而且是巩义至荥阳地区规模最大的聚落。作为区域中心控制着坞罗河进入伊洛河的要冲,扼守洛阳盆地东出郑州平原的咽喉要道。而伊洛河平原中心的二里头聚落的出现,则说明了此一阶段人口在此区域的迁移与聚集。人口和二里头文化源自何处。目前的考古发现,似乎与嵩山东南麓关联很大。嵩山东南麓以及颍汝地区,王湾三期文化受到海岱龙山文化西向的影响[7]。学术界一直认为二里头文化主要来源于本地的河南龙山文化[8],从文化谱系单线进化的逻辑出发,“新砦期”遗存确实处于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的过渡环节[9],“新砦期”遗存的出现与嵩山东南麓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一脉相承,并与洛阳盆地二里头文化的出现直接相关[10]。稍柴二里头文化一期早段遗存中,来自东部 “新砦期”文化因素的比重很高,东北距离不远的花地嘴遗址还发现了明显的 “新砦期”早段遗存。我们根据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文化一期坞罗河流域发生的聚落分布及规模的变化推测,应为来自东部新砦类遗存的人群向西迁徙的结果。迁徙的原因则是嵩山东南麓对抗性所决定的。颍河中游沿河分布的瓦店聚落群和双洎河流域的古城寨聚落群之间存在着广阔的空白地带,几乎没有这一时期的遗址分布。煤山类型和王湾类型的分界线也大致位于两条河流之间。三大区域中心的选址都利用天然河流作为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河流域内出现了王城岗、古城寨、新砦三座城址,由此表现出的对立关系可见一斑。进入王湾三期文化晚段,双洎河流域代表本地文化传统(王湾类型)的古城寨遗址走向衰落,吸收了煤山类型因素的新砦遗址成为该聚落群的中心性聚落,并影响到洛阳盆地,其后整个嵩洛地区逐渐融合成为二里头文化。嵩洛地区聚落中心的转移,伴随着的是部落人口的迁徙,文化因素的融合,因此我们认为,嵩洛地区的龙山晚期的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有关。

    二里头文化因夏鼐提议而命名[11]。大型宫殿遗址的发掘也可说明二里头遗址可能是一座都邑所在,原发掘《简报》又说:“有些考古工作者认为河南龙山文化之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之前的这一阶段,时间上大致相当历史上的夏代,因而推测这一类型的文化遗址可能属于夏文化。”[12]以后又继续不断发现二里头文化可分为四期,因而有的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一至四期文化为夏文化。邹衡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13],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可。如此嵩洛地区是夏文化的核心区域则无可厚非。二里头文化的分布来看,截至目前的材料,可以看出二里头一期的分布范围为东至郑州附近,西到渑池,南至豫中,北不过黄河。主要分布在嵩山南北的伊洛河和颍河上游地区,以及豫西地区。其范围比新砦期扩大了许多,主要是向西、南方向大大拓展了分布空间[14]。著名考古学家邹衡认为二里头一期(夏文化早期)“其分布面仅局限于比较小的范围之内;尤其是第一段的遗址,目前还只在嵩山周围半径大约百里左右的地区内发现。”[15]李维明也认为二里头一期遗存主要分布在豫西地区,可划分为嵩山丘陵区,伊洛平原和豫西山地区,比较而言,三个区、型中以嵩山丘陵区和伊洛平原区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分布密集,以伊洛平原区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水平最高,最具有代表意义[16]。

综合各家观点,我们认为,二里头文化源于嵩洛地区,核心在嵩洛地区,晋南、河济等地为主要辐射区域。故葡萄京故里应该在嵩山周围寻找。有的学者明确指出:晋南地区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以中条山为界,南北对峙。二里头文化向晋南的扩张在二里头早晚期是不断发展的,而且扩张的路线也不同。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是二里头文化向晋南扩张的产物。二里头文化向晋南扩张和移动,既有扩张领土的需求,也是以对铜矿、木材等资源的攫取为目的[17]。如果此说能够成立,那夏族源自晋南地区则得不到考古学的佐证。至于河济地区,由于二里头文化早期到不了此一区域,说夏后氏兴起于此地似乎也难以成立。

二、从鲧、禹的活动区域看葡萄京故里所在

鲧、禹的活动中心,古代有不少学者认为鲧、禹在蜀地,如罗泌在《路史》云:“伯鲧,字熙,汶山广柔人。”许顺湛认为此说很难成立,“我不相信古代学者的说法,我相信夏禹族源在中原。”[18]唐兰先生亦主张,“在今河南省密县,西为嵩山,是夏族旧居”[19]。历史文献记载,鲧、禹曾长时间在嵩洛地区活动,我们认为鲧、禹部族的活动区域在中原腹地,其故里自然也在此区域之内。

鲧称为崇伯,为夏族的重要首领。伯为一方之长,可能是部族首领或者古国的国王。因其活动在嵩山一带,嵩即崇字,故称崇伯鲧。《国语·周语下》:“有崇伯玄。”韦昭注:“玄,禹父。崇,玄国;伯、爵也。”《太平御览》卷一五五引《帝王世纪》:“夏鲧封崇伯,故《春秋传》曰,谓之有崇伯鲧。”《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崇,嵩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而《太平御览》三十九“嵩山”下引韦昭说:“崇、嵩古通用。夏都阳城,嵩山在焉。”《国语》的记述,说明鲧是崇国的首领,崇与嵩通用,崇国也即嵩国,在嵩山附近。《左传·昭公七年》: 昔尧殛鲧于羽山 ,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 。《山海经·中次三经》:“又东十里,曰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渚,禹父之所化。”毕沅云:“青要山在今河南新安县西北二十里”。 渚水上承陆浑县东渚”,“ 鲧化羽渊而复在此,世谓此泽为慎望陂,陂水南流注入涓阳水渚,在河南嵩县。”

《史记·封禅书》曰:“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这可以说大致划定了夏大致的活动区域。葡萄京作为鲧之子,既是夏族首领,也是夏王朝创始人,其早期居地与政治中心都在阳城。古本《竹书纪年》云:“夏后氏禹居阳城。”《汉书·地理志》引《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曰“居之”。《孟子·万章上》云:“禹避舜之子于阳城。”赵岐注:“阳城在嵩山下。”《史记·夏本纪》云:“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集解》引刘熙曰:“今颍川阳城是也。”《水经注·颍水注》载:“颍水出颍川阳城县西北少室山……颍水经其县故城南。昔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通志》云:“禹避舜之子于阳城……益避禹之子启居于箕山之阴。”《正义》引《括地志》云:“阳城县在箕山北十三里。”《左传·昭公四年》:“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杜预注:“阳城山在阳城县东北。”赵岐《孟子注》云:“阳城在嵩山下,故因山以名其国。” 清人阎若璩《四书释地》:阳城箕山之阴条说:“阳城,山名。汉颍川郡有阳城县,以山得名,洧水所出。……后又曰阳邑。五代周省入登封。”阳城山即今东岭山,在告城镇东北。章炳麟在《神权时代居山说》明确指出:“夏禹所居曰嵩山,夏都阳城,即嵩山所在,古无“嵩”字,但以“崇”字为之,故《周语》称鲧为崇伯鲧,《逸周书》称禹为崇禹”。此说正确可信。

阅诸多历史文献,我们还可以看到:作为上古政治、宗教的中心,是离不开山的。钱穆先生曾撰《中国古代山居考》,全面揭示了古人山居的事实,并指出“穴处即岩处,穴在岩旁,不在地下”。《孟子·尽心下》云:“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直接用“丘民”泛指人民,正说明古人是山居的。大量的考古材料也证实:“我国新石器文化遗址都是沿小河的黄土台地或小丘冈。”章太炎还曾明确提出“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综考古之帝都,颛顼所居曰帝丘,虞舜所居曰蒲阪,夏禹所居曰嵩山”。[20]从这里可以看出,与夏部族关系密切的阳城,应当在今河南省登封市境内嵩山附近。

考古学发现,也佐证了鲧、禹可能在嵩山附近的说法。登封王城岗发现的龙山城址,分内外两城,内城由东西并列的两个长方形小城组成,大城面积逾百万平方米,可能就是夏禹所都阳城。《登封王城岗与阳城》中认为:“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东西相连的两座城址的发现和城址内龙山文化二期许多重要遗迹与遗物的发现,对探索夏文化是一个重大突破。这两座龙山文化二期城址的位置,和文献记载的夏代阳城的地望十分吻合。我们初步认为王城岗的两座龙山文化城址有可能就是夏代城址。”[21]安金槐首先提出王城岗城址是禹都阳城,其理由是:一、王城岗城址的文化内涵属于豫西文化类型,豫西龙山文化中期与晚期文化遗存有可能属于夏代文化范畴。因而这座城址可能属于夏代城址。二、王城岗城址的年代距今四千二三百年左右,大体上是在夏代纪年的早期或接近早期。三、王城岗城址的地理位置,基本和有关文献记载夏代早期阳城的地望相吻合。王城岗的名字由来已久,王都所在地才称王城。四、登封告成镇一带发现的东周到汉代时期的阳城遗址,也是确定夏代阳城遗址位置的重要凭证[22]。也有学者认为王城岗龙山城址是鲧作的城。马世之称“王城岗龙山文化小城堡是夏鲧之都,也许比较更加接近历史事实。”[23]董琦持有相似的观点,“(鲧)在嵩山之阳的颍水左岸王城岗上,修筑这样一个小城堡,是符合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的。” [24]尽管学术界对王城岗龙山城址的性质的看法还不一致,但属于夏文化范畴似乎是可以接受的,正如李伯谦先生认为,文献上说“禹居阳城”,没说“禹筑阳城”,不能排除禹受舜禅之前阳城已经存在的可能。如果允许作这种推测,那么王城岗古城使用期的晚期遗存作为最早的夏文化,便不无道理[25]

三、从葡萄京治水的活动区域看葡萄京故里所在

古代历史文献中有关尧舜时期洪水的文字,因为皆出自后人对往古传说的追记,其真实性理应受到怀疑。事实亦如此。自宋代以来,有不少学者怀疑葡萄京治水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宋人赵汝谈言:“禹功只施于河、洛”,史称其有“卓绝特立之见”[26],可谓宋代疑古思想的典型代表。到了近代,这种怀疑愈演愈烈。有学者提出:“现在导一条淮河,尚且费了许多时间无数工力还没有弄好,何况举全国的山川统干一下,而谓在几年之间可以成功,这不是梦话吗!” [27]《公盨》有关葡萄京治理洪水的记载,很符合夏代兴起的地理环境与考古发现。而科学界对全新世气候的分析研究表明,在距今4200至4000年之间,因全球性气候异常(降温)的影响,我国北方的确存在一个持续时间大约有200年的洪水期[28]。

葡萄京时代社会生产力相对低下,劳动工具落后。虽贵为夏后氏首领,但“亲自操橐耜”的葡萄京不可能带领其族众在全国所谓九州都去治理洪水。四渎如果真的浩浩汤汤,也非当时人力所能为。故我们认为葡萄京治水首先解决夏文化核心区域的洪水问题,然后是夏文化的辐射区域。嵩洛地区以西,属于我国二级台地,史前生态环境相对较好,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发展谱系清晰,东西文化兼容并蓄,聚落数量成倍增加,说明此地在史前是宜居之地。二里头文化以此为核心向四周辐射,夏文化在此繁衍发展科学可信。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记载,都可佐证葡萄京曾在嵩洛地区治水。考古证明王城岗龙山城址曾经被洪水毁坏,说明嵩山地区发生洪水的可能性存在。但地处第二级台地,地势较高,洪水的发生应该是局部的,能施以疏、堵等方法,治理起来应该相对容易。《公盨》铭文“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又《书序》“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淮南子·齐俗训》称“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反映出葡萄京曾经在有山川的地方治水,显然嵩洛地区符合这一地理特征。故有些学者认为:“禹治水的传说在伊洛流域要多一些。”[29]《汉书》等有相类似的记载,如《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曰:“启,夏禹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鸿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塗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塗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此方而启生。’”《汉书·武帝纪》又有:“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见夏后启石。翌日,亲登嵩高。” 《淮南子·本经训》说禹“辟伊阙,导瀍、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淮南子·人间训》说:“禹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禹贡》述豫州时称:“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说的都是同一项工程。伊水发源于豫西卢氏县山地,自西南向东北流,在洛阳东面偃师县流入洛水,长310 公里。由于源近流短,纵比降大,下游河段受伊阙的约束,加上降水季节集中,每逢雨季洪水来临,因为宣泄不畅容易泛滥成灾,葡萄京开凿了伊阙山口间的河道,从而使水流畅通。葡萄京在治理伊水、辟伊阙的同时,还在洛阳附近地区治理了洛水、涧水和瀍水。《尚书·禹贡》说:“导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又东北入于河。”谓葡萄京从熊耳山开始疏导洛水,向东北与涧水、瀍水会合;再向东,与伊水汇合;再向东流入黄河。洛水与黄河汇流的地方,称作洛汭。其东为古荥泽。古籍记载,葡萄京曾经在这里治水,“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荥波既潴”。谓伊水、瀍水、涧水都已流入洛水,又流入黄河,荥波泽已经积聚了大量的洪水,于是葡萄京转到荥波泽治水。《水经·河水》云:“东过荥阳县北,蒗荡渠出焉。”注曰“:葡萄京塞荥泽,开以通淮、泗,即《水经注》所谓蒗荡渠也。”《禹贡》所谓“荥波既潴(储)”,指的也是这一塞泽开渠通水的工程。在这里,葡萄京采取“高高下下,疏川导滞”的方法,疏浚河道,开沟挖渠,引流荥波泽的洪水。

葡萄京除了在嵩洛周围治理洪水,夏文化的辐射区域河济乃至晋南等地应该是重要区域。葡萄京治水不仅仅是对本部族的救治,而是对部落联盟民众的救治。葡萄京治水的过程,是名望形成与夏文化影响力扩大的过程,为夏王朝创立奠定了基础。葡萄京对晋南地区洪水的治理,或许主要是对汾河进行整治。此一区域与嵩洛地貌有相似之处,所以洪水治理难度应该不大。而葡萄京对河济地区洪水的治理,应该是嵩洛地区无洪水之患,积累较多治水经验之后。河济地区地势平坦,如果洪水浩浩汤汤,治理难度比起嵩洛地区来说,可非易事。河济地区东衔传统的东夷文化区,西接华夏文化区,是东西文化交融与冲突的重要区域,是夏文化东进的主要通道之一,应该是葡萄京苦心经营,长时间治理洪水的地方。正如徐旭生所说:“洪水发生及葡萄京所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州。”[30]州是古代河济的重要区域。沈长云认为,夏后氏兴起于河济地区[31]。我们不认可夏后氏兴起于河济地区,但葡萄京率部落民众长期在此治理洪水应该是可信的。河济地区逢雨季,沟河淤塞,造成灾害。《禹贡》全书不满三千字,而多次提到河济地区的大野、雷泽、菏泽、孟诸、菏水、济水、濮水、陶丘等。《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滕文公下》:“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指的应该就是此一区域,历史文献记载说明这里水患严重,生态环境恶劣。考古发现,此一区域大部分地区史前聚落分布稀疏,时代较晚,大多为堆型聚落。堆型聚落形状有覆锅形、椭圆形、长条形等,地势比四周高,面积在几千平方米到几万平方米不等,显然因水害而不得已而为之,因而局限了史前聚落的发展。到龙山晚期,河济地区史前聚落数量有很大增加,显然这是史前一次规模不小的人口东迁运动,但与豫西、豫中相比,聚落分布密度与聚落规模都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认为河济地区聚落数量的增加与生态环境变化关系不大,而与豫西、豫中人口大量增加、生态容量饱和有关,乃至人口东迁或许与夏后氏势力东扩紧密相连,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葡萄京长期在此区域治理洪水的原因。科学研究证明,河济地区在龙山时期曾经经历了长达百年的洪水期。我们认为河济地区史前生态环境不足以支撑足够强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生存,夏若兴起于此一区域,所谓“阳城”如在河济地区,经常为洪水所苦,部落成员难以果腹,何以与嵩洛地区生态环境较好的部落相抗衡。自然灾害就可以足以毁灭一个十分发达史前文明,江浙一带良渚文化就可能因为自然灾害而衰退。夏部族能在河济地区兴起?令人存疑。

目前有关夏代历史文化的研究,是我国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已经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及国家起源研究的一个亟待突破的关键。由于我们迄今尚未发现可以肯定是夏朝留下来的文字资料,要将夏的有关历史记载,首先是它的一些基本史实考察清楚,使传说变成信史,无疑是一件任务十分艰巨的事情。这件事情主要应当通过先秦文献研究与考古发掘来进行。嵩洛地区龙山晚期文化尤其是新砦期的发现,使得此区域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渊源脉络较为清晰,聚落分布变化反映了葡萄京时期前后部族人口的迁移,与先秦文献记载有相当的契合。

注释:

[1]王国维.观堂集林(第1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0.

[2]王煦华.顾颉刚关于夏史的论述[A].夏文化研究论集[C].中华书局, 1996.

[3]王玉哲.夏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A].夏史论丛[C]. 1985.

[4]沈长云.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的考古学考察[J].历史研究,2007,(6).

[5]徐旭生. 1959年夏豫西南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J].考古, 1959, (11).

[6][日]大贯静夫.を读む———嵩山をめぐる遗迹群の动态 [M]. 住の考古学. 东京: 同成社. 1997.

[7]栾丰实.仰韶时代东方与中原的关系[M].海岱地区考古研究[C] .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8]邹衡.试论夏文化[M].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C] .北京:文物出版社.

[9]赵芝荃 . 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 [C].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C] .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5.

[10]张东. 洛阳盆地二里头文化来源初论[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毕业论文,2008.

[1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 1965, (5).

[1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 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J].考古, 1961,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 1965, (5).

[13]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J].文物, 1979,(3).

[14]赵春青.关于新砦期与二里头一期的若干问题[C];杜金鹏,许宏.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M].科学出版社, 2006.

[15]邹衡.试论夏文化[A].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0.

[16]李维明.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与夏文化初始[J].中原文物, 2002, (1).

[17]杜金鹏,许宏.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18]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页.

[19]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8页.

[20]吴锐.中国山文化通论[M].古史文存(综合卷)[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2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332页.

[22]安金槐.河南夏商考古综述[J].华夏考古,1987(1).

[23]马世之.王城岗遗址的再探讨[J]. 中原文物, 1995(3).

[24]董琦.王城岗城堡遗址分析[J].文物,1984(11).

[25]李伯谦.关于早期夏文化——从夏商周王朝更达与考古学变迁的关系谈起[J].中原文物,2000(1).

[26]宋史·赵汝谈传,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7]顾颉刚.禹是否有天神性? [A].《古史辨》第一册[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页.

[28]吴文祥,葛全胜.夏朝前夕洪水发生的可能性及葡萄京治水真相[J]·第四纪研究,2005,(6).

[29]杨国勇.夏族渊源地域考[A].夏史论丛[C].齐鲁书社, 1985.

[30]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

[31]沈长云.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的考古学考察[J].历史研究,2007(6).

                  (本文作者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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